1953年，毛主席来到陈独秀的老家安庆视察。突然，毛主席问工作人员：“陈独秀家还有谁？”得知陈独秀还有一个儿子时，毛主席的一番话，让人泪目。
1953年2月，毛主席乘坐“洛阳号”军舰沿长江视察，抵达安庆时，地方干部上舰汇报工作。谈话间，毛主席忽然停住话头，问了一句：“陈独秀家里还有谁？”
这一问，在场的人有些意外。毕竟陈独秀的身份特殊，新中国成立后，这个名字已经很少被人主动提起。可毛主席显然还记得。
得知陈独秀的三儿子陈松年就生活在安庆，日子过得相当艰难，一度把祖宅都变卖了，毛主席沉默片刻，郑重说道：“生活困难，地方政府要给出一定的补助。他们是烈士的后代，要以烈士的标准来对待。”
这番话很快传到了陈松年耳朵里。不久，他便被通知每月可领30元补助，同时政府为他安排了一份文化岗位的工作。签字领钱那天，陈松年抬头看见墙上的毛主席像，这个半辈子没在人前掉过眼泪的男人，忽然深深鞠了一躬，泪水怎么都止不住。
那一刻他想到了什么？是早逝的母亲，是惨死的大哥二哥，是哭到血崩而亡的姐姐，还是坟头连块碑都没能立的父亲？外人不得而知。只知道他这一生，实在太苦了。
陈松年是陈独秀和原配高晓岚的第三个儿子，1910年生在安庆。上面两个哥哥，陈延年和陈乔年，后来都成了党史上赫赫有名的烈士。而他的命运，从三岁那年就染上了血的底色。
1913年，陈独秀在安徽参与讨袁，事败后，袁世凯的死党倪嗣冲派兵来安庆抄家抓人。几个孩子被大人推着往后院跑，延年、乔年腿脚利索，一翻身越过墙头。
松年太小，爬上去又摔下来，咕咚一声跌进邻居家的大水盆里。追兵冲到跟前，邻居一把搂住他大喊：“这是我家的娃！”这才躲过一劫。那年他只有三岁，却已经闻到了刀兵逼近的味道。
此后多年，父亲奔走各地，两个哥哥被接到上海求学，松年留在安庆陪伴母亲和姐姐。他生性温厚，不像父兄那般锋芒毕露，但命运并没有因此放过他。
1927年，大哥陈延年在上海被捕，敌人逼他下跪，他站得笔直，最后被乱刀砍死，牺牲时不到29岁。消息传回安庆，松年整个人懵了。可仅仅隔了一年，1928年，二哥陈乔年又在上海遇害。刑场上，乔年留下那句“让子孙后代享受前人披荆斩棘的幸福”，随即倒在血泊之中。
当时松年十七岁，和姐姐陈玉莹一道赶往上海处理后事。国民党当局不准收尸，姐弟俩只能远远看着二哥的遗体横在地上。玉莹当场就撑不住了，回到住处后血崩不止，送进医院没几天便离世，年仅28岁。1930年，母亲高晓岚也郁郁病故。
几年之间，松年送走了母亲、大哥、二哥、姐姐。一个家，散得只剩下他一个人站在废墟里。
活下来的人，往往要承受更漫长的苦。他把所有念想都寄托在父亲身上。
1933年，陈独秀被关在上海的监狱中，松年从安庆赶去探望。隔着铁栏看见父亲蓬头垢面，他再也忍不住，哭得像个孩子。陈独秀替他擦眼泪，低声说：“男儿有泪不轻弹，松年，你要坚强。等我出去，咱们一起好好过日子。”
这句承诺，后来在四川江津勉强兑现了几年。1938年安庆沦陷，松年带着妻儿坐船投奔已被释放的父亲。全家挤在江津的破房子里，靠松年教书、妻子窦珩光给人洗衣缝补勉强糊口。
陈独秀晚年一身是病，胃痛发作时整夜辗转难眠。松年买不起好药，常常一个人躲到墙角默默流泪，恨自己无能。1942年，陈独秀病逝于江津，留下的遗愿是：葬回安庆。
可那时遍地战火，一口棺材要运回千里之外的故乡，何其艰难。松年想了各种办法，直到1947年才凑够路费，雇了一条旧木船，载着父亲的灵柩顺江而下，悄悄安葬在安庆集贤关附近的密林里。怕惹麻烦，坟前连块碑都没敢立。
新中国成立后，松年的处境并没有立刻好转。因为父亲复杂的历史背景，他几次找到工作又被辞退，最后只能去窑厂当苦力。一个读书人的手，硬是被砖坯磨得全是老茧。挣的钱勉强够一家人糊口，但他咬着牙供三个孩子读书，从未想过放弃。
直到1953年毛主席过问，生活才有了转机。那笔每月30元的补助和安排的工作，在当时不啻于雪中送炭。松年没有辜负这份关怀，后来他把三个子女全部培养成大学生。他自己晚年担任了安庆市政协常委、安徽省文史馆馆员等职，用另一种方式整理和守护着那段历史。
1990年，陈松年去世，享年80岁。他一生没有像父兄那样登高疾呼，也没有留下振聋发聩的名言。但他用大半辈子的坚韧，在风暴中守住了一个家，等到了父兄用生命换来的太平日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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